一本“士林传”,半部”文化史” |《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黄山书社    来源:黄山书社    时间:2019-05-10   

18世纪中叶,我国文坛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一部是《红楼梦》,另一部便是《儒林外史》。这两部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南吴北曹”,几乎诞生在同一个时期的吴敬梓、曹雪芹,虽然在世素未谋面,却不约而同地感受到社会脉搏的杂乱跳动,呼吸到时代空气的悲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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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两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的独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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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敬梓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以写实主义描绘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书中所写内容,假托明代,实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实有其人。它真实地描绘了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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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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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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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一部意义深远,具有特殊艺术特色的鸿篇巨制,自问世以来,同《红楼梦》一样,引起无数学者解读、评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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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林先生说“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是离不开读者(批评者)的人生阅历和审美意识的,而阅历的丰富,眼识的提高,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对一部作品的诠释和评说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陈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老骥伏枥,勤勉治学,创获甚多。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不懈努力及卓越的成就,引领着《儒林外史》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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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化》

黄山书社 出版


这本《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化》(三十讲)集结了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最新的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成果,共同推动《儒林外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经典摘抄


01

李汉秋:《儒林外史》的解读与传统文化的命运


著名美籍汉学家夏志清在其名著《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六章《儒林外史》中很有见地地阐说:“《儒林》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可惜于小说所呈现的传统文化的其他构成因素,如道家思想因素,他却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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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要入世,道家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两种需要,所以儒道互补是必然的。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必须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又希冀人相对独立和自由,要求超越尘世烦恼,以求得心态平衡。一般说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心态,失意的时候是道家心态,我过去也是这么认识的;现在我进一步觉得这不仅是得意失意的两面,这是人生的两个方面,人的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人在世上总得做事,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得太深而跳不出就像范进、周进那样迂执了,要能跳出生活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生活,这样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有余暇来品味美好的人生,这时才有艺术,才有好的作家作品。虞博士就以此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02

朱万曙:《儒林外史》对君子人格的书写和弘扬


先秦儒家所提出的君子人格理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代被不断阐释和传播。阐释和传播的方式有多种,最为有效的方式是文学,文学中最有传播力的体裁是小说和戏曲。众所周知,吴敬梓著有《诗说》,对于先秦儒家的典籍很熟悉,对于先秦儒家的君子人格理想同样仰慕。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愤世嫉俗,是一个“文章大好人大怪”的人。《儒林外史》对世俗社会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书中的人物,有正面、有反面,有可笑之人、有不可笑之人,有可笑又可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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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林林总总的人物,也可以分为君子、小人、既君子又小人之人。从对君子人格的书写的角度品味《儒林外史》,我们也可以获得诸多的警示。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对作品中君子人格的书写予以关注和挖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同样能让作品产生更大的正能量,从而让社会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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