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别样的断代专体文学史 | 读《唐五代文编年史》

唐五代是中国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文章创作理论趋于成熟，体裁样式日臻完备，各种风格争相竞放，先后出现了以燕许、韩柳为代表的一批古文大家和数量可观的垂范后世作品。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唐五代文章与诗歌一样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彩。但较之唐诗研究而言，唐文的丰厚遗存仍待进一步发掘和继承。受不同唐文观念影响，已有的研究范围相对狭窄，即便在断代的唐代文学史中，唐文多居于诗歌的从属地位，其价值和意义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唐五代文的探讨，特别是从材料出发对这一时期文章演变规律的揭示，学界迫切需要加强。近日，黄山书社出版的《唐五代文编年史》正是因应了这一时代需求的著作。

《唐五代文编年史》

黄山书社 出版

《唐五代文编年史》由吴在庆、丁放先生主编，在亢巧霞、曲景毅、林宜青、罗立刚等几位境内外活跃于唐文研究的中青年学者通力合作下，历时近十年完成，共计五大卷，二百五十二万字，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成果。《唐五代文编年史》立足于唐五代骈、赋、散文进行逐年逐月编写，记叙相关的时事政治、科举考试、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活动，既勾勒同类文体的纵向演进，又阐释不同体裁的相互影响，纵横捭阖，避免了单一的纪事汇编，是一部别样的断代专体文学史。

《唐五代文编年史》是一部集理论性与资料性于一体的学术著作，全面、立体地呈现了唐五代三百多年文的发展演进过程。董乃斌先生评价傅璇踪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时说：“其内容的构成大不同于一般流行的文学史，没有那些文学史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分析性、评价性、议论性文字，而完全是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按年月编排而成，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这部书全都是‘干货’、‘实料’，而杜绝了任何空言。”（《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评价作为它姐妹篇的《唐五代文编年史》。因为本书的主编此前参与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编撰工作，他们熟悉如何选择、如何组织材料。

具体来说，《唐五代文编年史》有如下特点：

《唐五代文编年史》主要是从唐五代文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编年。早前成书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虽也编入部分重要的唐五代文，但主要是着重诗歌部分的编年。作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姐妹篇，《唐五代文编年史》专选唐五代文章编年，较之更加全面细致深入。

编者从宏观的角度来阐释“文”的概念，使得《唐五代文编年史》不但重视具有文学性的赋、骈文，而且对诸如碑铭文、策文、判文、表状笔启、诏敕制诰等实用性文章也保持足够的关注度。按照现代对文的定义，古代的碑文、诏敕制诰等实用性文章缺乏文学性，似乎应该被剔除在文之外。但是，这类文章并非毫无价值。对历史上的唐人而言，它们属于文学的范畴；对今人而言，它们具有文学和史料双重价值，透过这些篇章，能够了解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文人的生存状态等各个方面。《唐五代文编年史》能够撇开偏见，综合选取各类文体中富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编年，调和了现代与古代关于“文”概念的矛盾，实现了文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如《初唐卷》631年九月条，“二十七日，魏徵、虞世南等奉敕撰成《群书治要》五十卷，上之。魏徵有《群书治要序》，于序中批评‘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反对唐初浮华之文风；太宗作《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褒之”。唐太宗下诏褒扬魏徵等人所上之书，必然使得天下文人以魏徵《序》中所倡导的文风为榜样，对初唐文坛要求变革文风具有导向作用。因而，此条编年具有文学性。再如《五代十国卷》909年12月条下，“罗隐迁盐铁发运使，寻寝疾，十三日卒于杭州。年七十七。次年正月，沈崧有《墓志》文”。当学者研究罗隐时，查看此条编年后，就能通过沈崧的《墓志》来了解罗隐的生平经历。因而，此条编年具有工具性。此外，将唐代出现的新体式——传奇也包揽于“文”的视野下，正是编者“大文学史观”的体现。

《唐五代文编年史》对一般文学史具有补充的性质，因为它能较全地反映出一般文学史中甚少提及的文章大家的文学贡献。传统文学史一直注重诗歌，这就造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大都是诗人。以文章扬名后世的，除了韩愈、柳宗元等几位古文大家，其他恐寥寥无几。然而，在唐五代这三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很多不擅长写诗，却擅长写文的文人，如张说、苏颋、孙逖、苏味道、李峤、贾至、李华、权德舆、李德裕等。通过翻阅《唐五代文编年史》，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力。《盛唐卷》759年有关权德舆条，编者指出“于贞元、元和间执掌文柄，名重一时，刘禹锡、柳宗元皆投文门下，为文尚气尚理，弘博雅正，温润周详，公卿侯王、硕儒名士之碑铭、集纪，多出其手……时人奉为宗匠”。《盛唐卷》761年有关孙逖条，编者明确指出“其文章成就理应得到充分重视”。一般文学史大多略过这类文人，不提及他们的文学贡献，但当学者在研究“文”这一文学样式时，怎样也绕不开他们。此外，很多文人亦是全能型人才，他们不但精通诗歌的创作，而且也写下了很多文章名篇。传统文学史大都只强调他们的诗歌价值，却忽视了他们在文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成就。如陈子昂、张九龄、白居易、元稹等人，他们诗文均精，但研究者多论述其诗，其文被摒弃在研究视野之外。《中唐卷》800年二月有关白居易条，编者指出白居易科举时，因精通古文为李逢吉所欣赏：“此时科举所试仍是限韵之赋，然白居易之赋则文不浮华，颇为厚实有物，其策文与文章亦如此，行文朴实晓畅，多是古文体式，故其为李逢吉所赏恐亦因此之故。”由此可见，《唐五代文编年史》一书以文为专体编年，能够全面详实地补充一般文学史不重视文的缺陷，为后来古代文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料。

现存纸质文献中以及新、旧出土的唐五代碑志所呈现的唐五代文可谓繁富众多，《唐五代文编年史》尽力网罗，并在此基础上，从思想性、艺术性出发，公允铨择，尽可能客观深入地展现唐五代各类各体文章的内容、样式及其发展脉络与流变。

《唐五代文编年史》搜集资料繁多，堪称完备，总体而言是对唐五代时期人和事的网罗。对于人，凡是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上提及的文学人物，凡是《全唐文》和各家别集里能够编年的作者，都在著录之列；对于事，如《资治通鉴》、《唐大诏令》、《唐会要》、《登科记考》、金石碑文、敦煌遗书、各种文人笔记、以及《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提及的唐五代时期的有关于文的史实，经过考辨后也加以吸收运用。此外，对历代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的文人年谱、作品集系年、笺注、重要论文成果、专著、新出土碑志等涉及到唐五代文的部分也加以辨别后合理收录。

《唐五代文编年史》在资料搜集完备的基础上，客观地展现了“骈文”、“古文”、“传奇”等文学样式在唐五代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独特发展脉络。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并不同步，盛唐时诗歌已经发展成熟，而有关文体文风的改革才开始。翻看《初唐卷》、《盛唐卷》中所编年的文章，会发现奏章表虽多有散体，但是骈体仍占据主要地位。初唐四杰的文章，虽然有新变化，但是造句对偶、词藻华丽等骈文的特点还显而易见。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是唐代前期文风转变的关键。盛唐以李白、王维为代表的“诗人之文”虽有别于一般骈文，但并未成为主流。《编年》还显示，天宝年间，李华、萧颖士等人虽然提倡古文，但并未形成风潮。中唐时，杨绾和贾至都提出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中唐卷》763年条下，“癸酉，礼部侍郎杨管上疏，请停进士、明经考试，复古乡里举选察秀才孝廉之制”、“贾至本年四十六岁，迁尚书左丞，《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当作于本年”。由此可见，从初唐到中唐一百多年的发展，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在此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才能形成声势巨大的古文运动浪潮，从而实现散体取代骈体，占据文坛主流。《中唐卷》798年条下，“韩愈与张籍约本年秋有书往还，论为文之道，张籍批评韩愈‘尚驳杂之说’，‘为博塞之戏’。其本年之《与冯宿论文书》述及自己亦有‘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之作”。799年条下，“柳宗元二十七岁，在京师为集贤殿正字。撰柳公行状及谥议，赞其为学略章句之烦乱，为文去藻饰之华靡”。但到晚唐时，古文逐渐走向衰落，骈文卷土重来，根据《晚唐卷》显示，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大力提倡四六文，将骈文广泛用到书信、公文等各种体式上。

此外，从《唐五代文编年史》中，也能看出唐代传奇的发展的脉络。《中唐卷》791年条下，“顾况在饶州，约本年为戴孚《广异记》作序，述小说源流”；《初唐卷》618年条下，“王度撰《古镜记》成”；《盛唐卷》722年有关张鷟条下，“《朝野佥载》六卷、《龙盘凤髓判》四卷及《游仙窟》流传至今”；《中唐卷》779年条下，“陈玄佑约本年作《离魂记》”；781年条下，“沈既济作《任氏传》……作《枕中记》”、789年条下，“李朝威约本年作《柳毅传》”；795年条下，“白行简撰《李娃传》”……《晚唐卷》933年杜光庭条下，载其有《虬髯客传》。唐传奇发轫于初、盛唐，兴盛于中唐，衰于晚唐的发展流变情况一览无遗。总而言之，《唐五代文编年史》以作家、作品、重大历史事件为点，以作家之间相互交游连点成线，以时间为轴，将唐五代文的发展脉络立体地呈现出来。

《唐五代文编年史》一书中，有部分文章的系年乃取自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更有作者尽力经过自己的考订而系年的文章。对于后者，编者囿于体例，为避免繁冗琐碎，博细的考究文字尽可能简洁，但结论信而有征。如据何格恩《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定张九龄727年在洪州刺史任上所撰《故安南副都护毕公墓志铭并序》一文中的“毕公”即毕守恭；据郁贤皓《李白丛生·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系李白《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于734年；据蒋方《唐人綦毋潜生平中几个问题的考辨》，（《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系房琯、綦毋所作《龙兴寺碑序》、《龙兴寺碑铭》于734年；据陶敏《〈景龙文馆记〉考》，（《文史》48辑，中华书局，1999年），认为武平一在741年前后去世，有《景龙文馆记》十卷；据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陈尚君《李翱卒年订误》（《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辑），定李翱生于772年；据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所考，定杜牧《阿房宫赋》作于827年；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定李商隐生于812年；据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收《浦江清文录》），指出花蕊夫人可能为前蜀王建之小徐妃，《花蕊夫人宫词》或为其所作。由此可见，编者既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挖掘，又充分吸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针对某一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的，编者能够择善而从，作出恰当的取舍。如《盛唐卷》715年条下，“然据《新唐书·玄宗纪》所载，开元十一年玄宗未曾有封泰山之举，封泰山事在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则《新传》所载互有抵触。另《新唐书·德宗纪》：‘（建中元年七月）杀忠州刺史刘晏。’知刘晏卒于建中元年无误。《新传》所载既互有抵触，今姑取《旧传》‘年六十六’之说逆推，知刘晏当生于开元三年”。《盛唐卷》725年四月条，“唐玄宗为尊集贤诸学士，令人画十八学士像”条下，编者参考了以下诸多学界成果：曲景毅《诗国高潮的前奏——简论开元前期张说及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页50-58)；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71年19-2期，收入《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90-242）；郑伟章《唐集贤院考》，（《文史》1983年第19辑，页65-85）；赵永东《唐代集贤殿书院考论》，（《南开学报》，1986年第4期，页12-20）；刘健明《唐玄宗时期的集贤院》，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页54-64），从而做出了“集贤院既是文化机构又是参政机构，是唐代文人政治形成的标志，张说身为知院事，尤为称扬渲染，集贤院能人荟萃，充分发挥高等文士的智囊作用。同时，集贤院常宴饮赋诗，以张说为首的诸学士创作凡数百首”的编年按语。

此外，有些选入文章无可靠资料旁证，难于确切系年，经过考究，编者或并存诸说，或尽量系于大致的相关年份，态度慎重而严谨。如《盛唐卷》715年条下的按语，“按学术界关于岑参生年有争议，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认为715，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认为717，姑存疑”。《盛唐卷》734年条五月下，“李林甫于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为相，则张九龄奏劾李林甫事当在此前，故知《奏劾林甫》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前，唯作年难确考，姑系于此”。《五代十国卷》950年5月条下，窦文靖《请道团集差散从官敕》、《诸州公事先申廉使敕》，依据文意当是一篇文章，《唐文拾遗》卷一〇析为两篇，编者未知何据，仍然从之。952年徐铉有《宓子贱冢碑》条下，“……白水塘役亦赖此次徐铉在江北一带活动范围较大，且其流放地离宓子贱冢不远，其文极有可能就作于此时，姑系于此”。

按照中国传统编年史书，以时系事，能够反映出文章创作的时代背景，但是在描述牵涉人物较多的文学流派、复杂环境下的文学思潮嬗变时，往往难以集中呈现。正如朱熹所说：“然一事之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学者病之。”（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式使得名篇名著、历史事件、文人交往等按照时间的顺序零散分布，读者难以从整体上认识到唐五代文发展的脉络与特点。对于这个缺点，编者以纲统目，创新编纂体例。纲即每条先以概括性文字简介的介绍本条目的内容，目即对纲的详细解释和补充。为了避免叙述的零散化，编者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篇目、重要人物的目中，做出重要补充。如《盛唐卷》728年“张说、徐坚同在集贤院，评论众珠英学士及后进之文”条下，“张说从文辞、风骨、滋味等方面对这十位作家逐一进行评论，以通达的态度肯定其优长，却又中肯的指出了后六位文士的不足之处，颇显出文坛领袖特有的风范”。通过这些按语，盛唐文坛中张说的特殊地位、巨大影响力就能够完整地展现出来。

以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的编年为个例分析，从二月到十二月，列出了17条纲，另有5条月份不明，共计22条。依次是崔玄亮等人登进士第，试《立春日晓望三素云诗》，蔡广成、刘明素等应隐居邱园、不求闻达科，欧阳詹博学宏词科登第；宋元方撰《魏府君（揩）墓志铭并序》；诸州准例荐不求闻达蔡广成等人，授试官，量才叙用；韩愈再来长安，连上时宰三书，不见用，有《答崔立之书》；裴延龄谮陆贽，陆贽等被贬出京；韩愈至何阴，作《感二鸟赋》；韩愈至河阳，作《画记》；崔元翰卒，有集，权德舆作序；白行简撰《李娃传》； 口贲撰作《于府君（庭秀）墓志铭并序》；韦夏卿修复独孤及所辟胜迹东山，撰文记之；德宗有《委常参官各举才德高远者诏》；韩愈过偃师尸乡田横墓，作《祭田横墓文》；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为下所逐，德宗以程怀信为留后；欧阳詹归东都应博学宏辞科试，献书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求援引；李嗣真撰《颖川陈府君（造）墓志铭并序》； 阎济美撰《阎君（说）墓志铭并序》；元稹代人草《论裴延龄表》、《又论裴延龄表》，论裴延龄谮陆贽事；柳宗元为王氏兄弟唱和诗作序；刘禹锡过吏部试，授太子校书；李翱献文于杨于陵，求荐引；张建撰《崔朝请去思赞并序》。

这一年文的收获颇丰。编年史写进了三十几位与文学相关的人物，其中韩愈占据4条纲，欧阳詹占据3条纲，加上独孤及、柳宗元、刘禹锡，他们大都提倡古文。在这一年，是古文运动即将到来的积蓄期，提倡复古的主力健将已经开始初显名声；唐德宗放任藩镇，裴延龄谮陆贽事，说明此时朝廷外有藩镇，内有权力争斗，政局黑暗。

当然，本书也有些不足。文学的发展往往是诸种文体相互影响的结果，完全避开其他样式，只注重“文”的考察，会给人以片面之感。如谈及韩愈古文，其诗歌创作是否也要适当兼顾？不然其“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方法又该如何解释？再如谈及白居易的文章，也绕不开其提倡的“新乐府”诗歌创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