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

编辑:杨华山    时间:2023-03-22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创新是第一动力”已经成为宣传口号,今天已没有人能否认创新的重大意义。经济、科技、教育等需要创新,学术研究同样需要创新。不管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科研究,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的进步、科技的飞跃。对于人文社科来说,创新不止是提出新观点、使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辑校、考据等等,同样也是创新。

表面上看,历史文献整理貌似没有新观点、新领域、新方法引人瞩目,但对历史文献的考订与保护,却是相关学术深入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基础,相关的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在此方面,梁家贵教授和张青松、范斌两位老师辑录考校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一书当是历史文献整理的范本。

管仲被后世尊为“管子”,作为先秦诸子之一,担任齐相四十年,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被后人誉为“华夏第一相”,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哲学家、军事家。从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言,无论是国家治理、经济改革、军事战略,还是外交谋略、学术研究,均有极高的造诣,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卓有成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无第二人。正因如此,对管仲及《管子》的研究,自管仲之时至今都不曾中断,而且各种著述宏富。学术界还有专门研究管子的学术期刊《管子学刊》,创刊于1987年。国内学术界似只有孔子享此待遇,有1986年创刊的《孔子研究》。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虽然不是显学,但早已形成了“管子学”应无问题。

《管子》一书内容庞杂,思想宏丰,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之学,可称为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学术界对《管子》一书的篇目、内容、作者及成书年代等虽有争议,但大都认同现存《管子》76篇集中体现了管仲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思想。

对“管子学”的学术史进行爬梳整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作。晚清时期由于受到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各领域都被迫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文化学术也难免受到西学的影响。因应激烈的社会变动,晚清学界对《管子》的研究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不仅“开眼看世界”的学术界在思考思想文化的更新,仁人志士在为救亡图存而改良与革命,清醒的朝野官员也在谋求变革变法。其中《管子》自然成为被重新解读而唤醒的最佳传统文化资源之一。从“管子学”的学术发展路径来看,晚清时期对《管子》的研究上承传统的《管子》校释,下启民国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实现了《管子》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嬗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清时期“管子学”的学术史并无系统整理与总结。但梁家贵教授等人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填补了这个缺憾,可谓管子学界的幸事。

《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下文简称《辑校》)由黄山书社2021年出版,全书70余万字,以晚清社会变动与转型为背景,以1840—1911年为考察时段。根据本时段内“管子学”呈现出的不同学术特征,又按照时间顺序分为《管子》校释、经世致用、“管”体西用和重塑《管子》等四个阶段。

关于《管子》校释阶段。该阶段以戴望、俞樾、孙诒让、吴汝纶等为代表,可以称为考据学派。其中,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管子平议》、孙诒让《札迻》等皆为晚清《管子》校释中的杰作,其他如陈奂《管子辨识》、《校宋宝善堂本管子》,丁士函《管子案残稿》、张文虎《管子校》等均用功甚勤。他们求学、治学的黄金时段均在晚清初期,或师出名门,或家学渊源,在学术路径、学术取向上几乎完全是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加上终年浸淫《管子》等典籍的注释、校释,对时事或不知晓,或不关心。因此,他们长于《管子》一书的校勘,而对其义理的阐释则微乎其微,是清代学术传统滋养之结果。

关于《管子》经世致用阶段。该阶段以曾国藩、张佩纶、何如璋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治学方式训练,并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另一方面,又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变迁,对时事的艰难可谓感触至深。因此,他们在《管子》研究上不同于前一阶段的考据学派,而是汉宋兼采,充分发挥《管子》的“致用”功能,“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张佩纶语)。以曾国藩、姚莹、张佩纶、何如璋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对《管子》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校释,而在挖掘其思想价值,彰显其经世匡时的社会意义。

关于“管”体西用阶段。该阶段以薛福成、宋恕、陈澧、孙宝瑄、于鬯为代表,他们大多出生在鸦片战争前后,尽管也受到了传统治学方式的训练,但对西学有了较多的认知,其中一部分还曾到国外考察。他们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以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亲)其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薛福成语)。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

关于重塑《管子》阶段。该阶段以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西学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以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这部分人依据近代西方学说,从不同视角对《管子》及管仲形象塑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尤其“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梁启超语)。从而有意识地将《管子》纳入到西方学科系统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引领了民国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

《辑校》一书按照上述学术路径,对所收录的《管子》研究文献资料进行了分类,并加以考释、点校,注明来源,也方便了查询检索。对历史文献的考校整理是一件琐碎繁杂的苦差事,既需要长期的阅读与知识积累,更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识见。梁家贵君在行政与教学诸事务繁忙之暇,日积月累,积10年之功终成此书,“吹净狂沙终得金”,殊为难得,个中辛苦,非亲历者难以理解;但书成之时的欣慰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辑校》一书既是对晚清“管子学”的一种学术史的整理与总结,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晚清“管子学”提供了动态背景与检索之便;同时为下一时段“管子学”的同类研究总结提供了学术范例。毫无疑问,《辑校》一书在“管子学”园地中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有鉴于此,建议梁家贵教授乘此开拓之功,用心关注民国时期的《管子》研究文献,假以时日,冀能有“民国《管子》研究文献辑校”之类的著作问世,继续为“管子学”奉献学术华章。

1.jpg

梁家贵  张青松  范斌  辑校

黄山书社  出版

(该文刊发于《陕西科技报》2023年3月12日第4版。作者杨华山系广东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黄山书社” 或“来源:本站”的作品,版权均属黄山书社,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者,应在授权范围 内使用,并注明“来源:黄山书社”。违反上述声明者, 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黄山书社)”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